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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王家新,有需要者共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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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
王家新

年月日在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讲座


　　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而不是“诗歌如何对公众讲话”。

　　首先我要承认，目前在中国做一个诗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他要面对诗歌界本身的混乱和堕落；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要求、期待甚至指责。有人甚至出来振振有词地要诗人为诗歌“失去读者”这一所谓事实“负责”。

　　在中国，具有专业精神和眼光的批评家很少见，但却不乏各式各样的“呼吁家”和“宣判家”。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不断有人出来宣布“诗歌危机”甚至“诗歌死亡”。这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活埋”过无数次的人。

　　八十年代，一位著名朦胧诗女诗人面对社会“读不懂”的责难时曾这样呼吁“人们，理解我吧”，今天我不会这样呼吁。今天的诗人也许只有这样的请求“人们，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忘记我吧”。

　　为什么？因为生活和诗歌都教会了我们沉默。在今天，一个诗人除了将自己的生命默默奉献给他所信奉的那些价值，别的他还能做些什么？我早已不想说服任何人了。今天我来这里，也许就是一种自我说服的结果。

　　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有一个演讲“多余的知识分子”，我看到这个题目，马上就想到了另一个话题：多余的诗人。的确，一切似乎都很多余。

　　多年前，在一些中国诗人中曾传诵着里尔克的一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但在今天，我自己更认同凯尔泰斯——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思考何谓文学时所说的一句话：

　　“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

　　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面对“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这个问题的。因此，能谈些什么？几周前，我在人大做一个讲座，谈完后诗歌节主持人一定要我们留一句话，我打开题词薄，发现在这之前西川留下的话是“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而欧阳江河写下的是“诗歌只能解决它自己的问题”，那我就这样“和”一句吧：“诗歌永远无法解决它的问题”。

　　是啊，谁能解决“诗歌的问题”？就今天这个话题，我只能说诗歌在今天很难对公众讲话，但接着我想说诗歌可以对人们讲话。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来谈吧。

　　说诗歌很难对公众讲话，那首先是由于诗歌写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从古到今，诗歌虽然一直影响着人们，甚至参与到对一个民族良知和审美感受力的塑造上来，但在其内里，它乃是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和语言活动。“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当年的这句诗，就恰切地说明了诗歌写作的这种个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