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听的多了,说的多了,也就慢慢会说了,没啥了不起的,中央台的节目我都去过,去年还当了《一站到底》节目的嘉宾,一点也不害怕。”(A1-F)
同时,村民的商业理性增强。即使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商业买卖或报酬分红,也是在商言商,遵循市场。
“兄弟两个在生意上,都是各做各的,免得有时候搅在一起算不清。姐姐那边也是按市场价拿菜,这个是要公平的,如果你不按市场价拿她的菜,她为什么要给你。”(A15-M)
“我亲侄子在这里做,也是按月发钱,哪天有事不来也都扣工钱的,亲戚归亲戚,生意是生意。”(A5-M)
“每家都有自己的店,当然都想生意好一点。都乡里乡亲,肯定不会为了抢客人打起来,可大家都会想办法让客人越来越多啊,我去年就花了10万搞装修,把环境弄好一点,客人就愿意来。”(A8-M)
4.3旅游带来的变化
4.3.1乡村的改变从历村旅游发展的过程来看,村民从最初的地方导游、摆卖矿泉水,到现在的食宿接待、照相服务、土特产品销售等,探索出了一条自主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道路,从第一产业跨越第二产业,直接以旅游业这一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了乡村的经济增长,旅游的作用使得乡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分别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变,职业结构的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等方面,渐渐实现了乡村城市化。
4.3.2现阶段的问题然而,历村从旅游发展之初到现阶段,完全是村民“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层面没有过多的参与产业发展引导和村庄建设规划,随着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从阳朔县城扩散到历村等周边乡村的游客量逐年增加,这就对道路、水电、排污、公厕等公共基础设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调查发现,历村现阶段的污水排放和公厕修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凤楼共8个自然村,现在就历村和穿岩村做了污水(处理系统),历村从2008年就说要搞,到2012年才搞好,环保部门做事情还喜欢留尾巴,说是污水处理能覆盖60%就完成任务了,可那40%的污染还是很大啊。”(B1-M)
“历村现在这么多游客,政府也不说盖个像样的公厕,我们搞农家饭的也没人愿意自己搞,哎。”(A15-M)
“这里也没个像样的公厕,都是吃饭的地方才有的,脏兮兮的。”(D1-F)
8期保继刚等: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1429
另外,历村在自主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虽然占用耕地较少,但是也存在土地利用性质改变的情况。其原因是一部分村民为提高生活质量扩建或新建房屋,以及一部分村民扩建旅游接待设施。
“历村20年都没有批过房子(建筑手续)了,可老百姓房子破了就要盖新的啊,还有搞农家乐扩大规模的,也要扩建房子啊,目前大概只有30%的房子有手续吧。”(C1-M)
“地是自己的,盖房子天经地义啊,后面那栋黄色的房子是我侄孙子盖的,刚开始上面不让盖,到最后还不是盖起来了,全村数他最显眼。”(A13-F)
对于村庄建筑的控制和监管问题,一直是镇、县两级政府难以解决的事情,面积本来就不大的历村现已变得建筑拥挤,村民改变用地性质兴建房屋的行为还在陆续发生,游客的接待容量基本饱和。
“去年(2013年)国庆,历村堵得一塌糊涂,村内游客出不去,村外游客进不来,从没见过这架势。”(B1-M)
此外,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针对历村制定严格的旅游管理和财税收缴制度,很难从餐饮、住宿、小商业等乡村旅游经营者手中收取应有的财政收入。
“历村哪有人交税啊,都说自己不赚钱,政府也就收不到,只有一两家做的大的象征性的交一点。”(C1-M)
没有财政收入做保障,需要政府出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及时落地,用于政策监管的人力财力投入不能及时跟进,因此政府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
4.4旅游发展与乡村城市化
以阳朔历村的旅游发展过程来看,旅游起到的作用通过改变乡村的职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引导了乡村城市化的实现,这是旅游发展带来的结果。那么,旅游发展与乡村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将是下文要重点解释的。
4.4.1资源和需求的双重驱动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地域,由于区位、经济等因素,缺乏发展工业的基础和条件,也没有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除了具有相对丰富的旅游资源外,没有引导城市化实现的原生动力。然而现代休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催生出了越来越多的休闲需求,休闲时代的到来即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34,35]。
村民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并没有意识到旅游资源的价值。然而,正是乡村这种旅游资源的供给满足了现代人们的休闲需求,大量游客涌入乡村。于是,在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乡村城市化的实现获得了原生动力,旅游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才成为可能。
4.4.2旅游体验中的主客交往游客来到乡村,旅游动机多为休闲度假、释放工作压力、获得新奇体验等[36]。除了观赏旅游景观外,游客更想融入到恬静和舒适的环境中去,愉悦身心和交往的动机也具有一定的消费需求。依据体验理论,旅游的本质是体验,目的就是获得愉悦,而旅游愉悦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37],游客在乡村的旅游体验就要在吃、住、游、购、娱等旅游要素方面体现。
基于旅游地主客交往的研究成果,游客不断的涌入乡村,村民和游客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主客交往,其文化也出现了双向传播和互动[38]。游客将目的地作为具有丰富文化事象的空间进行游赏和参与体验,村民通过对游客的观察和与游客的互动,渐渐理解了游客涌入乡村旅游的体验动机和行为偏好。
4.4.3商机意识下的先驱探索随着城乡差异的扩大,村民亟待从比较利益较低的农业中脱离出来,有着强烈提高生活水准的渴望,游客的涌入让彷徨中的村民看到了旅游给乡村带来的商机,继而产生了第一批先驱的大胆尝试和探索。基于西方经济学中把供给和
1430地理研究34卷需求认定为经济运行的“中心力量”的经典解释[39],游客的到来产生了旅游体验方面的需求,先驱者看到了这种需求,并尝试着提供各种供给来满足其需求。
4.4.4示范效应后的全民参与先驱者们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很快就迎合了广大游客的需求,从最初的旅游经营中得到了可观的收益,渐渐改变了之前以农作物耕种为主的生产方式。基于集体选择和示范效应的解释,选择者会以个人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依据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40],贫困地区可以通过示范效应超越经济观念的桎梏,从而达到贫困解体的目的[41]。虽然示范效应多指发达区域和非发达区域之间的作用,然而在乡村内部,村民仍会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效仿先驱者的经济行为。于是,村民们看到了第一批先驱者从旅游经营中的获益,体会到了旅游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纷纷效仿先驱者,全民都参与到旅游业中。
4.4.5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在先驱探索和全民参与后,村民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探索出了一条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经营道路,从事旅游业的非农业劳动人口越来越多,对乡村地域的生活状态造成了显著的影响。首先,村民的生计方式逐渐脱离了土地,第三产业总产值渐渐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职业结构也渐渐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中来,大部分人虽然仍是农业户口,但实际上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旅游相关服务业中来,家庭经济收入也多来自旅游业;其次,在职业结构变化的同时,乡村的生产方式也由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农业与非农业生产并存的形式,村民已无暇在农田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土地丢荒,村民依然生活在村里,既不离乡,也不离土,但土地不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再次,随着村民职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方面的变化,村民和游客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频繁,村民的收入逐步提高,思想观念也逐渐从保守、传统转为开放、现代,不仅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各方面)发生转变,整体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村民作为经商者的角色,渐渐地明白了市场规律和经营技巧,商业理性逐渐增强。
旅游给乡村带来了变化,村民的职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转变,思想观念也逐步的现代化。借鉴已有的城市化测度指标体系[42-44],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衡量:①人口指标,包括城镇人口比重和规模,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②经济指标,包括经济结构的非农化转变,二、三产业产值比重;③土地指标,包括建成区面积、绿地面积等地域景观的变化;④社会指标,主要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根据指标体系,历村在①、②、④这3个方面都能满足测度标准,但③用来测度乡村地域城市化并不合适,因此不予考虑。于是可以验证,在中国一些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市场推动力,可以有效地引导乡村地域城市化的实现,得以解释历村的乡村城市化过程。
5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与历村相似,在中国的某些乡村,由于具有相对稀缺的旅游资源,满足了人们的休闲需求,所以吸引了游客的到来。在与游客的交往与互动中,村民渐渐明白游客来到乡村后的体验动机和行为特征。在商机意识的驱使下,先驱者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得到了可观的收益,在示范效应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旅游经营中,旅游收入便成为了乡村主要的收入来源。随之,村民的职业结构渐渐向非农化转变,改变了从前农耕的生产
8期保继刚等: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1431方式,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于城
市,思想观念也逐渐迈上了现代
化的进程。于是,旅游作为一种
市场力量,引导着村民在没有政
府、资本等外力的干预下,以自
下而上的方式自发参与到旅游市
场中,最终乡村地域的城市化得
以实现,具体的动力机制如图1所
示。因此,旅游作为一种市场推
动力,可以有效地引导乡村城市
化的实现,避免了耕地浪费、乡图1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图村“空心化”等问题,是一条较Fig.1Dynamicmechanismmapofruralurbanizationledbytourism为“绿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与历村相似,很多乡村在旅游发展初期,政府层面没有进行过多的规划引导和政策干预,而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以一种较为“包容”的态度让村民自主发展,留给村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激发了村民自主发展的能力和热情,对乡村城市化的实现起到了正面的推进作用。然而,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产生的必然性[45],政府层面的“宽容”加速了这种问题的产生。所以,这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模式在现阶段如果没有政府层面的有力介入和有效管理,“公地悲剧”的问题很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