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业区主要建筑的年代分布变迁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其所对应年代的建筑用地面积变化反映了年代际人地关系变化强度。调查结果表明，老工业区建筑主要建设于2000年以后，用地面积达743hm2，占被调查建筑面积总数的67.42%；20世纪80年代以前建筑用地面积为63hm2，占5.71%；1980~1999年的建筑用地面积为304hm2，占27.59%（图4）。在空间分布上2000~2010年建筑分布较为零散但仍然相对集中

于区域东部。2010年以后的建筑主要分布于北部，而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建筑主要分布于南部，并且主要以原有的居住建筑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建筑主要是零散的点状形式分布，并以文物单位与保护单位等为主（图5）。回顾铁西老工业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1938年形成的“南宅北厂”的空间格局一直持续到2000年。但对比2000~2012年的建筑年代分布可以发现铁西老工业区的用地分布从2000年开始已经由南北格局逐步变为东西格局，即东部地区的建筑年份都较新，其原因主要是铁西东部地区更为靠近沈阳市中心与商圈，受沈阳市整体城市结构影响使得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更易获取级差地租。

基于建筑年代视角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老工业区人地关系在时间上的演化具有较为明显的阶

图4老工业区主要建筑年代的面积数

Fig.4Areaoftheland-useforarchitectureswithdifferent

built-years

894地理科学35卷

图5老工业区主要建筑年代分布（2012）

Fig.5

Built-yearofthemainarchitectureslocatedinOldTiexiDistrict

(2012)

段性特征，可以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80~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3个阶段，阶段特征的出现也与老工业区发展转型过程紧密相关。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主导下，其用地格局南北分异明显，这也是传统产业规划对区域空间用地布局影响的重要体现，但随着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转变，其用地格局迅速转向东西分异，这不但揭示了区域第三产业发展受到周边区域资源条件影响，也说明了政策工具对区域人地系统调控的重要作用，而其作用强度依赖于区域产业结构类型与周边区域经济活动的关联性。研究结果也表明区域建筑年份可以用来表征和划分老工业区的人地关系演化的不同阶段及其强度。

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矛盾运动[41,42]，城市空间重构动力可简约划分为“政策力”(主要指当时当地政府的组成成分及其采用的发展战略)、“经济力”(主要包括控制资源的各种经济部类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如企业)和“社会力”(指公众，主要包括社区组织、非政府机构及全体市民)[25,41,42]，因此，本研究尝试以政府、企业和公众为主要行为主体[41]探析铁西老工业区城市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

政府的政策、规划直接造成城市空间结构变化[42]，2002年的合署办公政策为铁西的企业搬迁提供了行政基础，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为产业改造升级提供了宏观指导及相关政策优惠，并以此为契机，铁西区政府随后编制了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东搬西建”，并通过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为搬迁改造创造建设资金，将地处东部的铁西老区企业搬到西部开发区规划建设装备业集聚区，而将搬迁后的东部区域重点发展商贸等第三

3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

揭示城市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是解释老工业区人地关系演化机理的重要路径。所谓动力机制是指在系统内外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传递与

7期薛冰等:基于空间重构视角的老工业区人地关系研究895

产业，直接改变了老工业区土里利用格局与功能。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市场区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经济发展、市场扩张、技术进步导致了企业的空间扩张，使得企业成为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促动者。而早期对社会环境话语权和城市规划参与度相对较为薄弱[41]，公众对城市空间重构影响力较弱；但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原因[43]，人们居住区选择的自主性及职业与社会阶层的差异引发城市社会空间变化，从而驱动城市实体空间重构。

城市人类活动承载于城市自然环境之下，并同时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形式反馈于环境系统，城市空间结构在自组织力作用下经历集聚-拥挤-分散-新的集聚[44]，进而影响着城市实体空间重构。在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公众这3个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人地关系的改善。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规划城市产业结构并确立城市发展方向，进而确定了城市主要经济用地类型。政府有发展区域经济、提升城市功能、改善人民居住条件的责任，通过政策、规划等手段对企业和公众施加作用力。铁西区通过“搬迁改造”策略及相应的行政区划调整和新城市规划实施，将土地利用类型向商服和居住转变，并在宏观尺度上对企业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政府通过政策促进开展以街巷路、住宅小区、居民楼道为重点的环境整治战役，修复污染工业土壤并将其由工业用地转化为居住、商服等不同用地类型；通过创建环境样板城和生态城区建设，加强水系湿地、公园绿地、街心广场建设，增加了绿地比例；公众有改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意愿，为前期企业搬迁改造和后期企业的环境建设施加压力。信息技术、交通技术和建筑技术的进步间接地影响到城市的实体空间重构，例如，信息技术进步使得城市功能由集聚向分散转化，社会经济功能实现过程转向虚拟化，使得城市空间结构突破了原有的圈层式组织方式，向网络化结构转型，以多功能社区为空间载体的网络化城市成为城市结构重构的主导趋势[45]，而建筑技术的进步，使得城市立体空间增高。全球化通过影响城市三大活动主体，引起城市产业结构重组，社会结构变革，从而引起城市实体空间重构。

4讨论与总结

老工业区人地关系研究对于完善和补充现代人地关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突破人地关系研究视角，实现定量与定性在时间序列与空间结构上的综合集成，能够为人地系统优化与调控提供新的科学认知基础。铁西老工业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起步-成长-壮大-衰落-振兴”的螺旋式周期，在城市空间结构转换上阶段性特征明显。

城市空间重构是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表现。老工业区城市空间重构主要措施为企业搬迁，其核心动因是通过利用级差地租获得土地收益为企业重组改造提供保障，并通过发展现代商服等新兴产业解决老工业区调整改造过程中的再就业问题，从而为区域人地关系改善提供社会-经济基础。城市空间重构的主要载体及其表现形式是土地利用变化。铁西老工业区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土地利用结构与功能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以工业用地急剧减少，居住用地、绿地、商服用地的显著增加为主要特征。老工业区建筑年代分布变迁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其所对应年代的建筑用地面积变化反映了不同年代的人地关系变化强度。基于建筑年代统计视角的分析表明老工业区人地关系在时间上的演化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80~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3个阶段，制造业主导下的土地利用沿承自1938年以来的南北格局，商服主导下的土里利用变化则受周边区域资源条件影响并在10a内转向东西分异，表明政策工具对区域人地系统调控的重要作用。通过以政

府、企业和公众三大行为主要分析对象，定性建立了老工业区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模型，揭示了三大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关系。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人地关系分析未能够深入定量分析人类活动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具体响应及反馈，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地系统之间“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多尺度响应、耦合及组织调控研究，这也是下一步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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